咖啡馆里的两个世界，如何撞碎了一个帝国

1894年的一天，在维也纳中央咖啡馆，彼得·阿尔滕贝格正读着报纸上关于一个15岁女孩失踪的新闻。他即兴写了一首短诗纪念她。巧的是，几位维也纳文学界的大人物——阿图尔·施尼茨勒、胡戈·冯·霍夫曼斯塔尔、费利克斯·萨尔滕——恰好走进咖啡馆。施尼茨勒意外地发现阿尔滕贝格写诗，便拿过诗稿传给其他人。最终，这首诗让阿尔滕贝格，一个香烟推销员，在34岁时成了作家。他后来写道：“想想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多少巧合！”此后余生，他都把中央咖啡馆当作自己的通讯地址。

当时维也纳有大约一千家这样的咖啡馆。中央咖啡馆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，导演贝特霍尔德·菲特尔把它比作“生命之屋”。烟雾缭绕的房间层层深入，台球、象棋、纸牌和咖啡应有尽有，尽头是一个高敞的庭院，那里坐着离现实最远的人。一个人可以在这里虚度一生，很多人也确实如此。人们争论咖啡馆到底是创造力的摇篮还是懒惰的温床。许多人决心戒掉这个“恶习”，却屡屡失败。一位沮丧的顾客写道：“不，从今往后，不再过这种死气沉沉的日子，不再这样野兽般地闲荡。”可失去的时间只是“钝化了我的才智”。

然而创造力确实在这里蓬勃生长。现代主义艺术诞生于这些咖啡馆，那个为阿尔滕贝格“加冕”的文学圈子被称为“青年维也纳”。对许多艺术家来说，咖啡馆宽松的社交环境是逃避街头敌意的庇护所。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私人感受：对生活冷嘲热讽，对体制不抱幻想。阿尔滕贝格说咖啡馆是他的家；萨尔滕说他“土生土长，却又来自别处”。

咖啡馆之外是奥匈帝国，一个庞大而多元的帝国，在欧洲独一无二。哈布斯堡王朝自13世纪起统治奥地利领地，1867年与匈牙利合并为二元君主国。到1910年，帝国人口超过5100万，使用11种语言。马克·吐温1898年访问时幽默地写道，实际上有“十一种不同的嫉妒、敌意和交战利益”。议会斗殴司空见惯，连命名一条街道都能引发怨恨。军队里，军官用一种粗陋的洋泾浜语“陆军斯拉夫语”与多民族士兵沟通，但即便如此也常冒犯人。

然而在塞尔维亚，咖啡馆——卡法纳——却是另一种景象。这里的咖啡常伴着烈酒，容易过量。卡法纳是深沉情感、流言和激进主义的温床。塞尔维亚作家布拉尼斯拉夫·努希奇写道：“战前我们的卡法纳是公共生活的唯一表达。”工人来找工作，病人找医生，客户找律师，媒人撮合婚姻。贝尔格莱德的第一盏电灯、第一条电话线、第一个书展和第一场电影放映都在卡法纳里。这里甚至比剧院更受欢迎，因为常有歌舞杂耍和互动表演。卡法纳是生活戏剧上演的地方。

到19世纪末，塞尔维亚的卡法纳成了政治领地，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地盘。人民激进党在布勒瓦尔咖啡馆和莫斯科咖啡馆聚会，进步党在卡西纳咖啡馆。选举常常充满暴力，尤其是1883年米兰一世国王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后。努希奇回忆说，卡法纳常充当“野战医院”，把“头骨开裂的清醒选民”抬进来清洗伤口、恢复体力。政治愤怒在这里发酵，阴谋也在这里酝酿。最著名的是1903年6月，数十名军官在贝尔格莱德的卡法纳里喝酒壮胆，策划了一场政变。英国旅行者赫伯特·维维安在斯普斯卡·克鲁纳咖啡馆与他们共度了那个夜晚，他描述军官们脸上的表情……两个咖啡馆世界之间的碰撞，最终终结了那个看似永恒的帝国。